前言

1. Do no harm, but take no shit.
2. 科學研究數據扭曲得比想像中還嚴重。眾多證據已被證實為虛構、造假、扭曲、掩蓋,完全不值得信賴。
3. 學習分辨並獲得可信賴的醫藥資訊非常重要。
4. 良好生活、飲食、運動才是健康該優先關注的重點。藥物只是次要,且往往弊大於利。
5. 可惜,在商業運作下,許多人繼續選擇暴飲暴食及不良生活作息,也相信夢幻產品存在。

2014年10月11日 星期六

2014台製餿水油與1984拜耳致死藥物

廠商天羅地網,無處不在
2 Paths of Bayer Drug in 80's: Riskier One Steered Overseas - New York Times

餿水油天天上報,民眾每天罵商家黑心,要抵制、要拒買。想說的是,食品如此,藥物也一樣。1980年代台灣發生致死的藥物安全事件,肇事者是拜耳公司,受害對象是血友病病人。

以下訊息主要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而來,文章標題是「1980年代拜耳藥物的兩手策略,比較危險的送國外」(2 Paths of Bayer Drug in 80's: Riskier One Steered Overseas)。報導時間是2003年5月22日,距今已11年半。

紐約時報在2003年卻報導1980年代發生的事情?是的,歷史就這回事,當下事情看不清楚(肇事者極力掩蓋),時間一沈澱,塵埃落定(就是「法律追訴期」過了的意思),回過頭就看清了(資料才願意一一浮現)。

先介紹一點基本知識。血友病病人因先天血液中缺乏凝血成分,身體容易出血,必須注射第八凝血因子才得以回歸正常生活。某些病人一星期甚至需要注射三次。

病人會因使用藥物而感染愛滋,是因為當時HIV篩檢技術有限,藥廠在生產第八凝血因子過程中需用到人類血液,只要藥廠收集的血液有微量遭受污染,就會污染整批藥劑,將HIV透過藥品傳染給用藥人。

以下是藥廠的兩手策略。1980年代拜耳(Bayer)集團的子公司「Cutter Biological」(以下稱「Cutter」)一方面用右手將價值數百萬美金、含有傳染AIDS高風險的血友病藥物(血液製劑:第八凝血因子)販售到海外國家,例如亞洲及拉丁美洲。另一方面卻同時用左手將新一代的安全藥物販售到西方國家。

以亞洲為例:光是台灣及香港兩地,就造成超過100起血友病患者感染愛滋,許多人因而死亡。

以下將整個事件用時間序列排出,就會清楚許多。

1982年07月 美國疾管局回報有3個案例因使用血液製劑後而感染AIDS,警告可能是經由血液製劑而感染。
1983年01月 Cutter(拜耳子公司)在一封信中警告:「有強烈證據顯示AIDS是透過血漿製劑而傳染他人...」。
1984年02月 Cutter在美國獲得經加熱去除HIV的新一代血液製劑的販售執照
1984年10月 美國疾管局說有一個研究顯示Cutter公司發現加熱可滅除製劑中的HIV。使用未經滅毒製劑者有74%的人會感染HIV
1984年11月 Cutter發現有過多未經滅毒的庫存。「會評估國際市場...」,看看是否會有更多未加熱製劑可被販售。
1984年11月 Cutter告訴香港供應商在轉換成使用更安全、加熱過的製劑之前,必須先用完現有庫存
1985年02月 Cutter內部備忘錄:「我們可以將未加熱的製劑繼續供應日本嗎?」
1985年05月 Cutter跟香港供應商說未加熱的製劑沒有嚴重風險
1985年05月 美國FDA瞭解到Cutter公司繼續販售未加熱製劑,警告該公司「不要驚動國會、醫界及大眾,私下靜靜解決此事...」。
1985年07月 Cutter說開始只供應加熱過的製劑。同年12月,台灣改用新一代製劑


根據紐約時報,儘管1983年1月(甚至更早,於1982年)Cutter就知道藥物有感染HIV的高風險,但在1984年2月Cutter新一代藥物上市後,Cutter繼續提供舊一代藥物給台灣、香港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印尼、日本及阿根廷。其中一個原因是公司不想積囤已在美洲及歐洲滯銷的大量庫存。

更荒謬的,是拜耳藥廠在開始販售新一代藥物後數個月內,還繼續製造舊一代藥物。根據Cutter公司與下游商的傳真文件,可能是Cutter和下游廠商已簽訂固定價格合約,舊一代藥物的製造成本相對便宜。

這方面的文件是Cutter面對美國境內血友病友的官司訴訟時所整理,只是少為人知,直到英國泰晤士報(The Times)開始追問 Cutter 後才曝光。近年來,Cutter行銷文件慢慢在電視、雜誌曝光,只是這些文件並未與美國境內官司有關,也因此少有人進一步調查。

更有爭議的,是美國官方也協助保留Cutter的國外販售文件,不讓大眾知道。美國FDA只私下要求Cutter遵守規定,因為「It was unacceptable for them to ship that material overseas,」(中文翻譯:「他們將那東西運送到海外令人無法接受。」)。

紐約時報訪問了Public Citizen Health Research Group 的主席 Sidney M. Wolfe 醫師(這是一位積極維護病人權益的好醫師)說:「這是我見過罪證最確鑿的藥廠內部文件」。這位醫師長期關心藥物安全,已為此付出心力30年。對這位醫師有興趣者,進 Amazon就可找到幾本跟藥物安全相關的書,例如「Worst Pills, Best Pills」。

在美國一地,此事件造成數千位血友病病人因而感染HIV,非常多人死亡。拜耳及另外三家公司為了擺平「製造危險藥物」的訴訟官司,2003年已為此付出將近約6億美金(約180億台幣)賠償。至於台灣,2007年11月有立委出面提出賠償,但因已過了追訴期,且病友早在1999年陸續和拜耳和解(以藥害救濟名義,每位200萬台幣)而敗訴

根據立報台灣改用安全製劑的時間(1985年12月)比歐美遲了2年半(1983年5月其他三家藥廠已推出新一代加熱製劑,拜耳是1984年2月才推出。)。

紐約時報這篇2003年的文章我放了很久,近來台灣食品安全事件不少,想起此文,因此翻譯給大家看。文章提到幾位台灣醫界人士,包括當時沈銘鏡醫師參加國外學術會議,一知此訊息,回國後立即要求政府停止致死藥物進口,政府為此還予以表揚。

寫了一堆,想說的很多,從政府面對餿水油及藥物致死事件的態度、政府責任、廠商利益、藥害救濟、立法品質、種族歧視、醫學倫理、商業道德、民眾自覺、用藥安全、品管、國際脈動追蹤 ... 都可著墨。但,不想寫了。30年前舊事,事過境遷,能做得有限。只能說「前事不忘,後事之師」,上面就當講古,寫給我的家鄉、也是拜耳兩手策略下必然犧牲的「國外」來聽。

(以上部分編譯,完整故事還是要看紐約時報。裡面還有幾位受感染病人接受訪談時的話語,字裡行間全是無辜血淚。)